倾听一线声音 解答员工疑问

党员干部有三个身份，既是公民、党员和党员干部，既要遵循国家法律、一般党内法规，又要遵守专门适用于党员干部的党内法规。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135]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对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四个善于的超越，因为四个善于不一定是制度方式和法治方式。

他针对中华法系中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指出两个事实：一种是中华旧法系的法律的支配范围和道德的支配范围一样。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现实的自由都是人与人合作产生的社会自由。社会主义国家是现实理想，按照党内法规的激励性和国家法律的底线维护共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自我约束的、共同自由的道德社会。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以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人类解放为使命的先进党，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党。中华新文明继承了中华古文明的人口、民族、土地、文字等等，大一统文明基因一脉相承，这可以从作为中华新文明的奠基人毛泽东看待法家和儒家的观点得出。[57] U. N. C. I. O. Docs., Vol.3, p.24-25.谢启美、王杏芳主编：《中国与联合国——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

战争后期，拉美七国政府仍拒绝与纳粹德国断交。[12] 在讨论联合宣言的过程中，丘吉尔与罗斯福对战后建立国际组织问题存在分歧。在此之前，美、英两国首脑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将美国国务院起草的一份四国宣言草案提交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内容包括英、苏、中、美四大国共同处理战后事项，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四大国在国际组织成立前共同行动维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联合国成立后不久，对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控诉美国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向联合国提出的请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也没有表示明确支持的立场。

在宪章促进经济社会合作和尊重人权项目中，第55条具有中心地位。作为一项折衷办法，会议同意将一个促进人权委员会列入设立委员会的名单，它的设立是强制性的，并授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立为履行其职能可能需要的其他委员会。

[129]在这种情况下，宪章第56条的法律约束性质已经得到各国的承认。[52]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79—180页。但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前，因考虑到与章程草案其他条款的关系以及实施的困难，权利法案被取消了。1942年1月6日，罗斯福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指出：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粉碎军阀强加于被奴役人民的军国主义。

蒋介石收到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和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方案后，将其批转给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嘱其将这两个方案与国防最高委员会属下的国际问题讨论会1942年6月递交的方案一起合并研议。他根据切身体会对1942年—1943年的中国情况这样写道：展现出来的事实是，凡是国民党本来可以做到的那些事在中共统治区都一件件地做到了——识字运动、小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农村动员、妇女解放等等，当然，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69]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旧金山会议上，巴拿马政府代表团长、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多·阿尔法罗（Alfredo Alfaro）提出修正案，主张在规定联合国宗旨的宪章第1章中设置基本人权宣言。直到1945年4月5日，苏联政府才发表声明废除《苏日中立条约》。

[60] 另一位是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John Service）。[2]罗斯福在演讲中这样说道： 在我们寻求确保安全的未来岁月里，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67] Antonio Cassese, The General Assembly: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45-1989, in Philip Alston ed., The United Nations and Human Rights: A Critical Appraisal, Clarendon Press, 1992, p.26-27. [68]U. N. C. I. O. Docs., Vol.3, p.602-603. [69] Paul G. Lauren, First Principles of Racial Equality: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Human Rights Provisions in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5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 16-20(1983). [70]U. N. C. I. O. Docs., Vol.3, p.265-269. [71]U. N. C. I. O. Docs., Vol.6, p.456. [72] Liliana Obrego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Latin America, 24 Marylan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4, 95-96(2009). [73] Mary A. Glendon, The Forgotten Crucible: The Latin American Influence on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dea, 16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27, 28(2003). [74][美]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冯明方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4—619、701—714页。[54] Paul G. Lauren, First Principles of Racial Equality: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Human Rights Provisions in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5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 10-11(1983). [55] Roger Normand Sarah Zaidi, Human Rights at the U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Universal Justi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0-111. [56]《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07—422页。

国民党表明，一点也不大打算放松它现在的权力所赖以保持的一党独裁的控制。在旧金山会议之前，英联邦国家在伦敦开会。同时宣布：他们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赫尔表示如果把中国排除，会对联合国家的团结带来有害的心理影响。大多数托管协定还规定，管理当局有义务保证托管领土的居民享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请愿、宗教、移居和迁徙等方面的自由。反法西斯同盟国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战后创建国际组织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宪章第55条（寅）项取自《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但增加了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和遵守两处。[77]会议还要求美洲司法委员会继续进行《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草案起草工作。

[123]国际联盟少数群体的条约保护体制也因缺乏一般适用性而失败。[58] 1947年12月13日，在防止歧视与保护少数者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苏联代表关于调查美国种族主义的提议被以4比1、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否决。

[73] 再次，二战末期在一些拉美国家出现了人民阵线运动，工会组织、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迅速增大。此前，由于担心家属对被俘士兵待遇日益增长的焦虑，盟国政府不愿证实有关纳粹集中营暴行的报告，现在已展开全面的官方公关运动。

[15] Stephen E. Ambrose, Grand Strategy of World War II, 22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22-26(1970); 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Harper Row, 1950, p.445-446. [16] Franklin D. Roosevelt, Development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ddresses and Messag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Paper XXXV, p.136. [17]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6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146页。《联合国宪章》第103条是《国际联盟盟约》第20条的延续，但盟约第20条仅限于国联成员国之间的协定义务，而宪章第103条还包括会员国与非会员国之间的义务。为此，罗斯福运用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服力描绘极权主义的危险，并提出了普世权利的积极愿景。但罗斯福同意将建立一个更广泛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的表述包括在联合宣言内。

日本历史学者今井清一认为，日本政府对成立国际联盟态度消极，是作为一种对策而提出了种族平等的建议。[89] 由于纳粹集中营暴行被媒体曝光，再加上受到旧金山会议上各国代表团提交修正案的影响，5月4日，对宪章草案的重要的修正已被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列入议事日程。

因为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四大国中，中国是唯一的非白种人国家。我认为，把过去半个世纪建立的整个人权大厦归结为这几个字并不牵强。

[95] 四、《联合国宪章》的人权条款及其意义 （一）《联合国宪章》有关人权规定 在旧金山会议上，与会的各国代表团以及非政府组织之所以那样强烈地要求在宪章中明确规定尊重人权的内容，实际上是反映出当时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具有这样一种共识，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告诉世人：国际和平与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倚赖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这组国家提出了很多尊重人权的修正案。

UN Doc. E/CN.4/Sub.2/SR.14(1947). [59]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3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271页。其中，巴西、多米尼加和墨西哥还联合提案建议在宪章第1、5、9、10章中加入人权条款。[121]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联合国机构曾处理过会员国涉及国民平等待遇原则的实际问题。《费城问询报》记者哈克尼斯（R. L. Harkness）建议把它称为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

[67] 在旧金山会议最初阶段，主要是第一组国家代表团批评《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缺乏人权条款，因而提出很多修正案，主张在宪章中更加明确和详细地规定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条款。[129] Case Concerning the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Belgium v. Spain),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70, paras.33 and 34. [130] Thomas Buergenthal,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Institutions: Accomplishment and Prospects, 63 Washington Law Review 1, 4(1988); Bruno Simma, Daniel-Erasmus Khan, Georg Nolte Andreas Paulus eds.,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573. [131] Bruno Simma, Daniel-Erasmus Khan, Georg Nolte Andreas Paulus eds.,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 Commentary,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115. [132] Louis B. Sohn, The Human Rights Law of the Charter, 12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29, 131-132(1977). [133] Bardo Fassbe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9, p.90-94, 104, 148. [134]UN Doc. A/C.3/SR.92(1948), p.61. [135] Arthur H. Robertson J. G. Merrills,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3rd Edi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3. 龚刃韧，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出席旧金山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挑选了42个非政府组织参加美国代表团。[62]谢伟思因此遭到迫害并被解职。

《联合国宪章》人权条款是战后形成的国际人权法的第一块奠基石，同时也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新纪元。第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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